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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啸的幽灵——《巨浪下的小学》新书分享会

发布时间:2019-12-09来源:澎湃新闻作者:


2011年3月11日,灾难降临在日本东北部。
对生活在日本的人来说,或许早已对地震及其防范措施熟稔于心,甚至是“见怪不怪”。然而,“3·11东日本大震灾”却深刻地烙印在无数人的心中。
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在这里露出了最狰狞的面孔,当海水退去,已有超过1.8万人被碾碎、葬身火海或淹死。在所有有关海啸的故事中,发生在大川小学的最令人动容。
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川小学中74条人命全部葬身于海浪中? 又是什么原因让经历过多次海啸的高龄运动员最终丧生?
客居日本20多年的英国记者理查德·劳埃德·帕里,花费6年时间跟踪调查,写成《巨浪下的小学》一书,还原这场令人心碎的灾难全过程,挖掘出日本秩序社会的致命缺陷——海啸并不是问题所在,日本本身就是问题。
12月1日下午,新经典文化联合单向空间邀请知名作家李长声、刘柠做客单向空间·爱琴海店,聊聊我们所不了解的日本。

被海啸吞噬的大川小学
在日本,不管发生何种灾难,学校总被看作是最安全的避难所。
几十年的技术试验,早就为这个国家建造了世界上最抗震、监管最严格的建筑。即使是面对巨大的海啸,日本的防波堤、警报系统和疏散演习也挽救了无数生命。
大川小学坐落在靠近北上川河谷的参差不齐海岸附近,位于距离东京300公里外的宫城县石卷市。
海啸发生时有78个孩子在学校,其中74个孩子以及11个老师中的10个都不幸遇难。这种几乎全军覆没式的牺牲比例在3·11地震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当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八年前的那个下午,幸运逃过一劫的天音回忆道,“当天教学楼晃动得特别厉害,但没有严重损毁。”与9号那次程度较轻的地震时一样,学生都按班级排好队。此时学校里的扬声器传出警报,告诉大家一场“超级海啸”正从海上袭来。
当时,身为班长的今野大辅向班主任提出向学校后面山上撤离的建议:“我们应该爬到山上去,老师。如果我们呆在这儿,地面可能会裂开,把我们吞进去。”老师却只是让他们安静下来,并告诉他们要呆在原地。
事实上,从地震发生到海啸来袭期间的50分钟里,大家完全有机会撤离到大川小学后面的山上。为什么连大辅这样的小孩子都能有的预见,他的老师却没有?为什么即使大辅提出建议,最终大家还是没有撤离到学校后面的山上,而是被海啸吞噬?
带着这些疑惑,作为《泰晤士报》亚洲主编兼东京分社社长的理查德第一时间赶赴灾区,试图以记者特有的疏离感和冷静态度去探寻悲剧背后的真相和本质。并在之后的6年时间内,不断往返于东京与灾区之间,成为了大川小学事件后的最佳聆听者,并写成了《巨浪下的小学》一书。
帕里发现“整件事的荒谬之处在于,比起常识,老师更愿意听从应急手册上官方指定的海啸避难地点——空地或公园。由于校长工作的疏漏,手册上的海啸防灾流程其实只是原封不动地套用通用模版,完全不适用于大川小学。”
在书中,对于救灾手册笃信不疑的还有一位名叫下川原孝的老年运动员。
已经105岁的下川先生是世界百岁年龄段标枪记录的保持者。虽年过期颐,他的生活信念却远不止是活下去那么简单,他要活得精彩。
下川原孝经历过1933年的海啸、1960年的智利海啸以及其他无数更小的巨浪侵袭和错误警报。当3·11那次巨浪涌入了下川先生的家时,作为一个服从应急训练的好公民,下川先生的儿子把车子开到安全的地方停好,在对危险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与妻子和父亲平静地走下山,走向死亡。
阅读完本书的李长声在分享会上表示,这场悲剧主要有两点:一个是疏忽与麻痹;另一个是失误。北上川的河流是自南向东流的,最后汇入大海。很多人认为即使发生那么大的海啸也不会到他这里来,“当时普遍有这种麻痹思想,他离河口有4公里,大家都非常麻痹。”
而另外一方面则是逃跑时的失误判断,在我们印象中,日本人一向是认真、守纪律的典范。“但守纪律和认真其实也是教条主义的一种表现,很多考虑会造成他轻易不敢下判断。比如要往山上跑,如果树倒了把学生砸死怎么办等等考虑。”李长声说。

日本人的两面性
在真相大白之后,面对家长的追问和指责,教育委员会的官员和大川小学的校长总是坐成一排,以最正式的语言表达哀悼,或是集体起立,向家长深深鞠躬道歉。但没人愿意承认这场“事故”缘于失职,更没人愿意为此承担责任,从而损害自己所在组织的声誉。
在这个经年累月被地震、火山、海啸、台风围困的国家中,残酷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坚忍的国民性格。诚然,这一特质有助于帮助人们积极地应对灾难,但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被动与自我克制,而这背后折射的是——他们对于个人权力发挥与个体诉求表达的能力。
因此,面对政府的无能和退缩,人们选择压抑内心的不满,甘愿成为这场政治灾难的受害者。
在大川小学的案例中,当50个受害者的家长决定诉讼与否的时候,只有不到一半的家庭最终决定对簿公堂。决定提起诉讼之后,这些家长在整个村子里头遭到白眼和排挤。
日本的政治学者丸山真男曾提出过“无责任体系”的概念,在刘柠看来,这种现象在今天的日本也特别常见。在近代主体意义上,作为有自由独立判断的个体,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行为被叫做近代主体意识。丸山真男认为,这种意识对于近代国家的国民是一种精神基础,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近代主体意识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而这样的必然后果便是——从太平洋战争到3·11,包括核泄漏,都能看到一种压抑的转移,从上到下,各种各样舆论的谴责、压抑,像推皮球一样层层向下推,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维持一个体系的平衡。“受害人所追求的责任伦理也好,或者是一些法律诉求,就结果而言,最后成为一种和稀泥的状态。”刘柠说。
除此之外,刘柠还指出日本社会如今正在经历着“国民自主去政治化、远离政治”的倾向。“其实普通人对于政策基本是漠不关心的,或者说,在他们看来,那不是自己能够左右的,因此,无论有什么想法也不重要。作为选举最多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每次选举的时候,投票率却是越来越低,尤其是年轻人的投票比例,少之又少。”刘柠说。
虽然表面看来,日本有一套高效运转的政治、司法、民主制度,但国民同时还有一种基本伦理——基于神道教信仰的祖先崇拜。李长声表示,“日本人不大有人定胜天的思想,也没有要依赖谁的感觉。政府从来没让他依赖,所以没有办法,他们都有点听天由命的感觉。”
作为泛神论的国家,这里流传着“山川草木悉皆成佛”的句子。即使是在海啸的危险时刻,“很多人最先抢救的是牌位,而不是钱或文件。我觉得,一些人是因为回家取牌位才不幸遇难的。那也是生命,是祖先的生命,这就像是挽救你已故父亲的生命一般。”理查德在书中如此写道。
而大川小学的悲剧便也在这种两面性下显得更为复杂。李长声也在分享会的最后感慨道:“我们往往把日本解读得很美好,认真、守纪律、注重细节……”但是在这个表面上精致整齐的社会之下,披着天灾外皮的人祸揭示出,还隐现着某种看不见的力量,仿佛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时刻准备消灭任何不和谐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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