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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日本著名作家。循着岁月流逝、地点变迁,唯有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日日坚持跑步的所见所闻、所惑所思最是真真切切:1982年秋,开始职业作家生涯之际,也开始长跑。此后近30年,从夏威夷的考爱岛到马萨诸塞的剑桥,从日本村上市参加铁人三项赛,到踏上希腊马拉松长跑古道,他,永远奔跑。 文字是“村上”的符号,跑步何尝不是?不再是浮华迷茫,不再是旖旎感伤,不再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写了几十年“别人”的文字之后,作家第一次只写自己:小说之外、文字之外,均是不施雕琢娓娓道来,清淡如云,宁静如水……

书籍:

书评:

一     读完《1Q84》,在头脑中回顾全篇。比任何人物都清晰地呈现出来的是奇数章的主人公青豆,拿着尖锐的细针刺入恶男后颈的二十九岁的女杀手。这是一个塑造得能让人忘记“这是村上小说”的很特立的形象。她那把不可原谅的女性之敌静静地绚烂地“移往别的世界”的飒爽的行动力,特别会招致女性读者的钟爱。时时在酒吧中色诱男人,尽享性之飨宴的她,内心中深藏着十岁时把她从被欺负的苦境中救出来的那个同学的面影,这份纯情与凄美伴着她的独身生活。这是她的另一个侧面。还有派活的富豪老妇人、筋骨结实的同性恋保镖田丸,都是能够突显出来的富有鲜明个性的配角。对于一般的作家而言,如果写一个女杀手青豆系列,应该够轻松地吃上十年的。而我们评论的这个作者为写这个女人,实际上是活用了标准的小说范式。这种范式大概是他通过翻译钱德勒和菲茨杰拉德古典风格的作品学到手的。青豆是用这种范式塑造出的再合适不过的人物了。
  相较于女主人公,无名的作家梦想者、补习学校的数学教师天吾,是与村上以往作品中的“我”没有太多改变的被动型主人公。他与十七岁的少言寡语的美少女“深绘理”结为同道,因此才让他看来有了些起色。当然,由深绘理发端,一本奇妙的小说《空气蛹》交到了他手上,于是这个小说便覆盖住了整部作品。他毫无疑问是作品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但是从个性魅力而言,则终究不如青豆。假使两位主人公的历史之轴可以回转到“一九八四年”,假使他们成功地走到了一起,我想,用不了多久,青豆一定会扔下一句“天吾是月球世界的居民”而扬长离去的。
  但是,即使除去天吾参与到《空气蛹》的故事中,担当了将“一九八四年”切换为“1Q84年”的主谋身份,他在作品中仍然承担特殊的、重要的责任——这体现在他与“父亲”的关系上。
  天吾经常会因为头脑里回放他一岁半时看到妈妈让并非父亲的男人吸吮乳头的记忆而陷入慌乱。这清晰地刻在头脑中的是事实还是虚幻记忆他并不清楚,因为妈妈已经死了,父亲从他十岁宣称自己过生活而离家出走后,一直也是很疏淡的关系。小时候,原为NHK视听收费人的父亲休息日会带上小天吾出去走,但那只是十岁以前的事儿。
  在这部小说中,“十岁”的转折似乎成了隐语。与天吾同学的青豆,原来都是周末由母亲领着出去。母亲在像是“耶和华的证人”样的一个基督教分支团体“证人会”从事传教活动。也是在十岁那年,她声明自立(弃教),和母亲断绝了关系。那是美国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的第二年,是美国开始军事介入越南的一九六四年。
  按天吾父亲的说法,母亲是在生产后几个月病死的。天吾不仅是不相信这种说法,他还总是排遣不掉“这个人真是自己的父亲吗”的疑惑。
  虚幻的母亲和不真实的父亲这个主题,在被《空气蛹》和小人儿的神秘谜团穿插的《1Q84》中,留给人到最后也琢磨不透的强烈的印象。但在我看来,这一主题与小人儿之谜一样,是一个贯穿全书的核心。

二   天吾的父亲得了老年痴呆症,四年前住进房总半岛南端千仓的疗养所。在这部作品的时间中,他前后两次去看望了两年来没见过面的父亲。第一次是他接到年龄比他大的安田恭子——和他每周约会一次的女友——丈夫的电话,知道他们以后不会再见面的“一周多之后”。连到哪里去都没有想清楚,他突然就来到了东京站,随后踏上了去千叶的火车。在火车上他读起了一本写旅行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有一篇名为《猫之街》的短篇,他反复读了两遍。
  这个出自一个姓名不详的德国作家之手的《猫之街》与《空气蛹》一样是小说中的小说,毫无疑问,它的故事与《空气蛹》相比,具有更大的魅力和丰富的喻意。
  故事写一个坐着火车漫无目地旅行的青年,突然心血来潮,就在一个无人车站下了车。这是一个完全看不到人影的猫之街。青年在引起他好奇心的这个地方滞留下来。第三天,猫闻到人的气味,喧哗起来。猫们来到青年的藏身处,但好像看不到青年。第二天,青年想离开这里,可是火车却不停,仿佛青年和车站本来就不存在。于是,他明白了,明白自己迷失了,明白那里并非什么猫之街,而是为了使他迷失、专门为他而准备的、并非属于这个世界的场所。
  他把这个小说的故事说给了父亲和深绘理。听后,父亲说:“空白出现了,就必须有什么来填充。从来就是这样的啊。” 深绘理则说:“你到了你的猫之街。你要除邪。”她诱惑他上床和自己合为一体。
  从二人的反应可以推测《猫之街》的暗示。父亲所在的疗养所似乎和《挪威的森林》中的“阿美寮”一样,像是这个世界上特异的空间。而天吾,像是从空白而生的“迷失”的存在。父亲曾指着天吾这样说道:“别人造出的空白我填上了,回过头来,我造的空白你要来埋。都是循环往复的事。”他还更进一步说:“你母亲和空白交媾生了你。是我填上了那个空白。”
  能够代入这些“空白”的到底是什么呢?从与天吾出生紧密相关的角度去想,那只能是“父亲”。可是,应该被代入的“父亲”,单单是精子的主人吗?天吾父亲象征性的说法应该说超越了形而下的问题。如果导入形而上的观念来解释,这里需要的是一种宗教层面上的“父亲”的观念。站在这个观念层面看,生物学意义上因为提供精子而成为父亲,毋宁说只是因为真正“父亲”不在而“填补空白”的代理者。
  那么,宗教意义上的“父亲”的“空白”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在作品中有清楚的表述,即青豆从幼小的时候起就被强迫背诵的“证人会”的祈祷词。这段祈祷在天吾复苏了对十岁的青豆的记忆那一章出现之后,紧接着又在青豆回忆用细针果决地杀了那个逼死好友的男人的场面出现了。正是这段祈祷词成为一段重要的咒符,使看上去在并行的时间中被分别描写的两个人重合在一起。
  
  天上的您啊,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愿您的国降临。愿您免我们深重的罪。愿您为我们卑微的日子赐福。阿门。
  
  乍一看,会觉得这是基督教普通的祷告,但是有一处却令人纳闷,就是第一句中的“您”(お方)。在《广辞苑》里,关于“お方”是这样解释的:
  1、地位高贵者妻子的尊称。2、别人妻子的尊称。3、妻子。主妇。
  原来,在这个《1Q84》的世界里,天上的“父”是不在的。

三   与天吾和他父亲并行的,在《1Q84》中还有一组奇怪的父女关系——深绘理和她父亲。青豆作为刺客潜入的“先驱教团”的教主并不讳言他在女儿深绘理十岁的时候和她交媾之事。他是这样说明的:“严格地说,我是和观念上的女儿交媾的。交媾是一个多义的词语。重要的是我们成为了一体,作为Perceiver 和 Receiver 。
  深绘理“Perceiver =知觉者”与教主父亲“Receiver =接受者”的组合让人想起卑弥呼与弟弟组合那种萨满式的政治形态,也让人想起欧姆真理教事件之后大江健三郎在长篇小说《空翻》里所写的“师傅”和“向导”组合创立邪教。“Receiver ”,是《空气蛹》中的叫做“Daughter”的“影子”或者分身(本人被称作Mother)。“Daughter”是小人儿的通道。就是说,教主交媾的对象正是深绘理的Daughter(影子)。由此,教主就成了小人儿的代理人。
  如此,可以说教主成了邪恶小人儿的尖兵,并由此获得了超能力。这让我们想起幕后操纵社会的恶魔式的教祖。可是,他告诉青豆善与恶必须保持平衡。也就是说,小人儿之力和“反小人儿之力”必须并存。为了和天吾组合,发挥那种“反小人儿之力”,教主让Mother深绘理逃离组织,托寄好友。深绘理借天吾之手把《空气蛹》传向世间,就仿佛是在世间制作病毒的抗体。这是教主所构想的结果。
  但是,教主忍受不了肉体的苦痛,同时为了保持善恶的平衡而向往死,并死于青豆之手。于是,小人儿的代理人、深绘理的父亲也成了“空白”。
  作为戒律的守护者,本应该令人畏惧的“父亲”,其空位的时代——简直就是在一九八四年前后猛然显现于世界的后现代社会——可以说,正是我们自己把欲望的地下仓库之盖揭开,把应该守护的戒律埋葬掉的时代。
但是,我们不得不认为,《1Q84》中所写的“父亲”的空位隐含着作者十分个人的动机。在耶路撒冷奖授奖仪式上,村上春树在获奖感言讲演中突然追忆起去年以九十岁高龄去世的父亲——把在中国战场的经历封存心底,将死之际每天早晨在佛龛前祷告的父亲的背影。对于这个把父亲内在的伤痛原封不动地作为自己的伤痛而接受的作家,“父亲”也许是一个超越了实体的,装满了永不可解之谜的容器,是一个任何东西都无法填充的空位。



1 本篇译自日本杂志《文学界》2009年8月号“读解村上春树《1Q84》特集”。文中涉及的人物名字、引用句子等均为本文译者所译,或许和即将出版的《1Q84》中译本用字有所不同,请读者承知。
2清水良典(1954年1月17日-):生于奈良。毕业于立命馆大学。日本当代文艺评论家,爱知淑德大学教授。文艺评论之外,还致力于日本语作文教育。曾以《记述的国家谷崎润一郎原论》获得群像新人奖(评论部门,1986年),1993年度获名古屋市艺术奖励赏。代表作品有《虚构的天体谷崎润一郎》、《文学的未来》、《MURAKAMI龙和春树的时代》、《新作文宣言》等。

年度关注

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的卡尔加利大学及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现定居于多伦多市,,在一家医院的听力诊所任主管听力康复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发表。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邮购新娘》(台湾版名《温州女人》)、《交错的彼岸》、《望月》(海外版名《上海小姐》)、中短篇小说集《雁过藻溪》、《盲约》、《尘世》等。曾获第七届十月文学奖(2000),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优秀散文奖(2003),首届加拿大袁惠松文学奖(2005),第四届人民文学奖(2006),第八届十月文学奖(2007),《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度优秀小说奖(2008)。小说多次入选各式转载本和年度精选本。

书籍:

书评:

    中国的崛起给华人的身份认同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现在为什么海归都找不着工作变成海待了,就是中国崛起造成世界格局的根本性改变,这个改变的后果从《金山》这本书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张颐武 
    当横跨加拿大东西两岸的铁路修成之后,曾经有一个白人,他是当年铁路公司总管的儿子,在这个铁路沿线寻找无名华工的尸骨,把它们收集起来交给当地的中华会馆。我听了以后感觉是一种疼痛。——张翎 

    中篇小说《余震》正在被冯小刚拍成电影《唐山大地震》,长篇小说《金山》即将被拍成电视连续剧,旅居加拿大20多年的女作家张翎,携带这两部作品,开始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 

    《金山》讲述从清末到现在广东华侨方得法家族四代人在加拿大始于修铁路的生存史,目前荷兰、加拿大、意大利、英国、法国的出版机构相继签下《金山》的翻译版权。 
    写作《金山》的最初灵感来自二十多年前。1986年9月张翎和同学去卡尔加里城外赏秋。行到半路的时候,车胎爆裂。在等待救援的时候,发现了那些三三两两地埋在野草之中,裹着鸟粪和青苔的墓碑。墓碑上被岁月侵蚀得渐渐模糊起来的字迹,是英文,从拼法上可以看出是广东话发音的中国名字。有几块墓碑上尚存留着边角残缺的照片,是一张张被南中国的太阳磨砺得黧黑粗糙的脸,高颧骨,深眼窝,看不出悲喜,也看不出年龄。年龄是推算出来的。墓碑上的日期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他们是被近代史教科书称为先侨、猪仔华工或苦力的那群人。“《金山》写完以后,好几个月的时间我几乎不愿意说一句话,那是种压抑。我想,我的笔能做什么呢?如果让一百多年以前就已经躺在那里、没有名字也不知道家乡到底在哪里的那些孤魂能够坐着我的笔回家,我想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张翎说。 

    张翎来北京参加《金山》研讨会时,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华工在修建横跨加拿大东西两岸的太平洋铁路


华工在修建横跨加拿大东西两岸的太平洋铁路 图/张翎


作家张翎 图/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家张翎 图/十月文艺出版社



    几世纪来中国人像蚯蚓在土层里一样


    南方周末:你在写作时接触到哪些触动你的华工在海外生存和奋斗的史实? 
    张翎:修太平洋铁路是这么一个过程,当年加拿大政府需要廉价劳动力,以减低成本,他们就招募华工。1871年,广东连年大旱,颗粒无收,百姓没有办法就要出去谋生,就像很多史书记载的,华工像卖猪仔一样被卖到南洋。但到金山去的不一定是被骗,大部分是契约华工,他们是签了约出来的,你不出门就是死。南洋金山之地跟你文化有没有认同都没有关系,顾不上那么多,为活命一定要出去。 
    南方周末:太平洋铁路完工后华工的命运如何? 
    张翎:也没有好转,他们陷于失业和饥荒的困境。铁路修完之后,大批的劳动力下来,上哪里呢?没有那么大的劳动力市场。我在《金山》里写过一段,就是主人公方得法被剪了头发那一段,他就是因为没有饭吃流落到维多利亚街头偷洋人的鸡,那段细节也是真实的。那时加拿大还没有跟大清建立领事馆关系,所以中华会馆是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大清政府处理侨民事务的民间组织。当时中华会馆都已经张贴告示,让四邑华工不要再过埠了,因为金山真的没有饭吃了。中华会馆给一些年老体弱的人发放补贴,帮助他们回乡。而留下的那批人是非常艰难的,一方面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因为中国人的价格——如果爱尔兰人是三块钱一天的工资的话,那华工就是一块钱,一下子就把劳动力市场冲垮了,那时排华情绪非常厉害,很多地方有规定,从联邦政府到省市地方政府,只要是跟政府有关联的项目华工都是不能介入的。华工能做的事情就非常少,陷入失业和饥荒的困境中,那是最艰难的时刻。 
    南方周末:你把华工建造太平洋铁路的惨烈史实作为小说的背景,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叙事基调? 
    张翎: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段历史?它对现实有什么意义?我没有在动笔之前思考它的意义,我只是跟从了内心的感动,而不会让任何概念导引我。写这本书,我的关注点始终还是放在“人”和他的命运上。在这个过程里,历史就是他的背景。就像照相机的长镜头一样,有时把历史拉得很近,给历史大特写,但大部分的时间是远距离的,事件是背景,而人才是前景。我常常用蚯蚓来比喻《金山》中出现的这批人。其实中国人几个世纪都是这样的一种品性,像蚯蚓在土层里一样,在漫天的黑暗中,在深层坚硬的土壤里硬是要钻出一个洞来。我觉得《金山》就是从苦难中挖掘出来的一丝亮光。



    人头税证。尽管英属哥伦比亚省对中国劳工附加人头税,仍有越来越多的黄种劳工涌入。 图/张翎


“金山客”中也有慢慢站住脚的,这是加拿大侨界权贵李梦九一家 

    “金山客”中也有慢慢站住脚的,这是加拿大侨界权贵李梦九一家 图/张翎


    不是那种国仇家恨不是为谁伸冤报仇 
    南方周末:写作《金山》以前,你对华工在海外的历史熟悉吗? 
    张翎:其实二十年前我就想写这个题材,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一些华侨在海外的历史。我是属于特别不能以概念出发而写作的作家。二十几年在中国接受的教育是比较概念性的。我多少已经知道了一些华工历史的框架,但这些东西一点不打动我,打动我的是细节。当我在二十多年前看到那些墓碑的时候,那种感动至今记忆犹新。我很想知道墓碑后面的故事,但不是那种国仇家恨,不是在为谁伸冤报仇。我只是简单地想知道那些人生的故事。 
    后来到2003年,我在开平碉楼里发现一些留守的女人的生活细节。一个是出洋男人的世界,另一个是留守女人的世界,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金山的故事,那是我想写的。但我还是拖了几年才写,对这个题材感觉真是有一种巨大的恐惧。首先我没有奢侈的时间,再者我也没有奢侈的经济回报。我只能是出于挚爱,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它的艰难超出我想象。 
    南方周末:超出想象的艰难是什么? 
    张翎:比如在调研史实的过程里,你看到同一段史实,同一个事件,中文世界里有一些叙述,英文世界里也有一些叙述。你看这两个世界的叙述很有意思,有一些意味深长的碰撞和对应。我感谢我的中文经验让我从正面遭遇了“金山”。而我的加拿大经验,让我从侧面绕到金山的背后看到另一个侧面。当我把两个经验合并以后就看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金山。我想要给人看的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立体的金山,不是平面的金山。这个过程也让我的眼界一下打开了,有人会跟我说,你写的是华工的历史,你在加拿大生活多年,这个经验对你有帮助吗?——我说我在中国可以写,但是写出来的绝对不是这个版本的金山。 
    南方周末:你在还原这段历史时遇到的实际障碍是什么? 
    张翎:最大的障碍是,当时没有完整的资料记录下来。大部分劳工是文盲,修铁路的那段历史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当事人留下的文字记载。关于那段历史的回忆,我只能借助外围的记录。修筑铁路以后的先侨历史有一些零散的口述资料,系统的历史回顾必须要借助查考大量的书籍资料,还有就是实地考察。当时修铁路的华工都每三十个人组成一个组,一个组配一个翻译。这个翻译掌管的权力非常大,只有他懂得与白人工头联络,当时的华工没有任何人懂英文,翻译的英文可能也很有限,但是他掌握计工时、发工资的权力。即使是这些细节,也是洋人的回忆。中国人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这是非常遗憾的。第一手资料完全没有。写这段历史基本回忆的骨骼就是从英文的资料来的。你得自己来填充皮肉,包括当年华工爆破使用的炸药,以及他们的生活环境,非常具体的历史生活细节都需要我一一澄清。比如铺路时用的原始炸药,还有方锦山到印第安部落去偷了神父的照相机,神父就考他关于照相机的功能,大概就是十来行字的描写,这一个细节就花了我三天的时间。
48万字的写作有无数的细节,每一个细节让人既兴奋又胆战心惊。我需要知道电是什么时候在北美广泛使用的;需要了解粤剧历史中男全班和女全班的背景;需要知道肥皂是什么时候来到广东寻常百姓家的;需要知道唱机是什么时候问世的,最早的唱片公司叫什么名字;需要了解1910年前后的照相机是什么样子的,一次可以照多少张照片;需要明白二十世纪初的广东碉楼里使用的是什么枪支,可以连发多少颗子弹。这些惊人数量的细节,使得我的写作变得磕磕绊绊。有时为一个三两行字的叙述,我必须在网上、书本里和电话上消耗几个晚上的时间。
新移民的心路历程不亚于修太平洋铁路 
    南方周末:你是听力康复医生,你需要每天到诊所工作吗?你怎么让自己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纷扰中集中注意力,专注于自己的写作? 
    张翎:从2009年起,我把工作时间减到了一周四天。在北美,行业分工很细。我的专业是为患有听力障碍的病人服务。先要诊断他们的失聪是否由疾病引起,如脑瘤,中耳炎症,外耳畸形等,然后再决定是转给五官科医生做药物手术性治疗,还是留下来进行听力康复,如配戴助听器等。我已经做了十六年的听力康复师,这个职业除了带给我一份稳固的收入之外,也为我打开了一扇很大的窗。我的病人来自各个族群,这个职业让我近距离地触摸到了各个族裔的文化脉搏。至于对写作的专注,我不觉得我需要努力,因为这是我多年的生活常态。我没有过人的才华,唯有的是一种耐力和耐心。 
    南方周末:最初到加拿大经历过难以忍受的困难,有过难以逾越的障碍吗? 
    张翎:如果让我回顾最初的留学生涯,我也许会感觉后怕——因为我没有勇气把那样的路再走一遍。但在我最初离开中国的时候,国家还处在相对贫穷的状况,我们这一代人习惯了坚忍,像是蒙了眼睛的驴,只知道朝前走,很少左顾右盼。最初几年难以逾越的障碍是想家。一分钟四加元的长途电话费使得我们几个月才能和家里通一次话,而国内那时家用电话也不普遍,等到母亲跑到楼上拿起邻居的电话时,常常已经过去了三分钟。剩下的时间,都被眼泪填满了。记得有一次父亲在旁边焦急地大叫“不能哭了,快说话,太贵了”。现在回想起来,恍如隔世。适应的过程是缓慢的,不知不觉的。如果问我为什么最终没有选择回国,我会说是因为我习惯了这里的安静。这种安静让我有空间读书、思索,养殖独立的兴趣。 
    南方周末:就你的个人经历和所见,现在华人在海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张翎:今天的海外人口和当年的华工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当年移民是一种被贫困所迫的经济选择,而今天的移民更多的是为好奇心所驱使,想看一眼外边的世界。第一代的华工几乎不存在身份认同的问题,身份认同在那种环境里是一种奢侈的理念。当年的愿望只是为了在绝境中找到一碗饭吃。愿望简单,实现愿望的过程也简单。过程虽然艰苦,目标却相对容易抵达。而今天的移民不再需要为一碗饭屈身,愿望开始复杂,于是满足也变得困难。我觉得今天的新移民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社会,而是自身。如何在由于本土日益强大而产生的自尊和由于进入陌生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产生的自卑之间找到一个不卑不亢的位置,既不张扬又不畏缩地张开眼睛看世界,是一个不一定比修太平洋铁路容易的心路历程。 
    南方周末:有人说中国的崛起给华人的身份认同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你的文学和中国崛起有关系吗? 
    张翎:中国这些年的崛起是一种毋庸置疑的事实,但这种崛起是否已经造成了世界格局根本性的变化,尚有待观察。这些变化更多是反映在经济地位的改变上。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依旧是一块冷落之地。根据我的海外版权代理给我提供的信息,2009年美国仅出版了10本中国作家的书,扣除两本诗集、报告文学和一本译自法文的小说,共只有七本中文小说进入英文视野。世界上所有的文学大奖,几乎都绕过中国作家而去。经济地位的提升是社会地位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但不是唯一的。中国文学,以及更广义上的中国文化若不能进入日益共通的全球平台,“格局的改变”将会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改变。
    【南方周末】原文网址:
http://www.infzm.com/content/40066

佐贺阿嬷:带着隐喻的旅行箱

    阿嬷说:“婚姻呀,就像两个人拖着一个旅行箱,里面装着满满的幸福和辛苦,一定要一起拖到最后。如果其中一个人放手,就会重得拖不动。”

    为什么,曾经让我们厌烦的生活和话语,如今听起来却是那么着迷?    查看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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